那是1968年春末夏初时节发生在我家的故事。文革中我家第二次被驱赶，到皇亭子马路北工棚居住，这可是我一生记忆中最差的居所。

66年老爸被打倒，我家驱出新华大院，搬到甘家口路南第一栋楼西头一层，居住面积大大缩小。67年夏因晓方、李京在楼顶上背对着钓鱼台国宾馆拍照，成为反革命事件，为了中央文革的安全又被造反派政权下令驱出到皇亭子马路北工棚，限令第二天天亮之前搬走。

那天我和大学同学（一群黑帮子弟）骑车集体郊游香山，带了两个干馒头从上午就出发，到下午快六点才回到家。一天骑车和爬山，我自然感到疲乏。傍晚看到爸爸一脸苦相、困难地骑个三轮排子车回来了，他很严肃的告我：“今晚必须搬家，这是组织命令。三轮是工人偷偷借给我的，明早上班前必须还回去，避免被发现受牵连。”

收拾东西和打包都是爸爸和妈妈做了，我的任务是骑三轮运输。夜深人静时我开始了第一次运输，爸爸骑车随同并留在马路北工棚负责卸车和安家。深夜的马路上，没有来往的行人和车辆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我蹬三轮的嗞扭声。记得是第三趟车装好后，已是凌晨3点半左右，我由于疲劳和困乏，眼也睁不开了，没看清路骑了没几步就翻车了，一堆东西重重地摔落一地，我的困劲儿给惊醒了，送出门的妈妈也赶紧过来一起从新装车和捆绑。由于我的体力不支，这趟完了就休息了，剩下没搬完的东西再想办法。

第二天大学同学们获知我搬家的事，陈松柳、郭进军、刘经达，张适平等来了一群哥们儿，用自行车分了几次把剩余零散行李给驮到马路北的工棚。

工棚的冬天可真不好过，只在里间屋里生了个蜂窝煤炉子，妈妈和燕妮住在外屋隔成的小北屋里，平时晚上爸爸在屋里还要带上棉帽子，尽管炉火一直在燃烧，里屋也就有8度。妈妈和燕妮全凭抗冻入睡。一次半夜听到一声巨响，起来一看，在北屋的玻璃书桌面，自然爆裂了，再看桌边的一桶清水，从上到下都冻结成冰了。

爸爸可能是觉得运动对自己处理冤枉，就想起了给江青写信，信爸爸给我看过，主要是通过江青想向主席诉说。56年的事，主席说不给处分，后来单位却给了这么严重的处分，至今不得解放。爸爸说他和江青在延安马列学院是同学，曾共用过一把锄头搞大生产，算是一帮一一对红，江青和主席结婚后，还几次邀请爸爸去毛家做客，考虑主席工作忙，没有去过。给江青的信并没有发出，但是老爸忠实地向组织交代了活思想，于是就引来被抄家的一出戏。

记得是6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八、九点钟，全家都在家里休息，忽然听到门外汽车的轰鸣，爸爸扒窗一看，透过路灯的灯光看到是一辆大卡车，上面挤满了人，慢慢停在了我家门前马路边。爸爸立刻警觉到这是来抄家了，敢紧告诉我们准备好，并再三嘱咐我：“千万不要和他们动嘴动手，否则老爸就没命了！”我立刻从床头摸到了我的澜沧江匕首，踹在了左裤兜。妈妈迅速把一个信封交给了我，塞在我的T恤杉背后裤腰处，并嘱咐我说这是全家的积蓄，多少年后妈妈说起此事，告我那是全部家底的两千元。

国际部的造反派这时推门而入，我紧靠里屋门框的墙角，压住我左裤兜里的匕首，和背后突出的信封袋，眼睛又可以监视两个屋子的一切动态。我怒目看着造反派的一举一动，心想；如果你们敢狠打我老爸老妈，凭我的力气杀你们几个人没问题。我的身体很强壮，是大学运动大队训练队长，学院“五项全能”破纪录的人。造反派人多，屋子小挤不进来那么多人，其余的人，屋前屋后给团团围住，以防有人逃出。

造反派看我是大学生，没有人敢和我说话，一个造反派倒是把启星拽到里屋北边窗前，给他上了半天课，什么你爸爸死不改悔，一定要划清界限，要大胆揭发的屁话。

当时不记得燕妮是否在家，启光住在东方红汽车厂没在家，启星还没有去兵团呢，他沉默低头也没有说话。只见屋里被造反派翻得底朝天了。最后兴师动众的炒家，以缴获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经典歌曲唱片套装，和四五套世界历史上最好的油画、水彩、铅笔画图集，还有一些随刘少奇出国的馈赠礼品和一些所谓的四旧而结束。我望着窗外一大群像打狼似的造反派争相恐后地爬上了卡车，带着胜利喜悦的心情回去了。

屋里短暂的寂静，我们彼此谁也没说话，这种被侮辱的心情难以释放。过了片刻妈妈爸爸开始收拾屋子，很快又恢复到原样。爸爸满脸笑容地站在我面前，双手作揖和我连说了几声谢谢，因为我没有给他惹出事来，一场劫难和虚惊算过去了。

多少年后在退还抄家物品时，仅还回来了那套黑胶木唱片，已经破损不堪，目前还存放在我这里不舍得丢弃。那几套画册，全部失踪了。幸好我以前抽出去过一张油画“九级浪”作为小样，请绍强临摹了一幅，跟随我了数十年，至今仍挂在我家里的主墙面上，作为我对哲学的理解之概括，天天看上几遍。

2012年11月14日